如果地球没有新冠病毒，你有一张空白船票，可以写下任何目的地，你会写____。把时间拨回到1962年，有一个年轻人，踏上了前往印度的轮船。这是他第一次回到祖籍故乡，他焦虑，不安，害怕自己“陷入4.5亿人”中。但后来，他两度重返，分别写下三本书：《幽暗国度》《信仰的国度》《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三本书合并为“印度三部曲”，被视为“非虚构写作的典范文本”，而这个年轻人，就是作家V. S. 奈保尔。
他是布克奖和诺贝尔奖的双料得主，终生都在行走和写作，足迹遍布地球各个角落，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书房。得到诺奖后，他仍在77岁高龄时穿越了半个非洲大陆。
现在，他邀请你一同踏上那艘1962年前往印度的轮船，但你们的目的地不只是印度。这是一趟环游世界之旅，始于印度大陆，终于拉美小岛，其间你们将到达科特迪瓦、刚果和阿根廷，纽约和德州，以及许多你未曾抵达，甚至听闻的角落。请记住，你们的导游，脾气不好，眼光毒辣，口无遮拦。但放心，他不会骗你们购物（除了他的书）。就在世界关上大门前，在那个还能自由流动和表达的年代，让我们跟随奈保尔的脚步，出发。（以下内容均摘自奈保尔《我们的普世文明》，部分略有修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有不少另类，如历史学家蒙森，哲学家欧肯、柏格森、罗素，英国首相丘吉尔，音乐人鲍勃·迪伦等，但一般都还是凭小说、诗歌、戏剧获奖；能把游记写到拿诺奖（2001），当真只有奈保尔（1932-2018）一人。
奈保尔生于加勒比海上的小岛，但他的祖先来自印度，那是他梦想已久的故乡。
1962年，奈保尔首次踏上了故土，从孟买上岸，一路经过德里、加尔各答、克什米尔，最后来到外祖父的故里。他怀着对家乡的幻想和爱，最后却发现：印度就是一个大骗局。
大约一年前，印度一位圣人宣称他实现了一个古老的梦想，终于能在水上行走了。
孟买一家进步的流行周刊征得圣人同意，安排了一场表演。票价并不便宜，属于国内最高档次。表演那天有几组摄影团队到场。观众当中的知名人士和怀疑者对水箱进行了检查。他们没有发现隐藏的装置。
按照预定的时间，圣人踏上水面，沉了下去。
这就是印度的骗局。三千万人在挨饿，尸横遍野，严重腐烂。但没有人谈论饥荒，国外报纸对此的报道比印度的更多，印度报纸一如既往地只关心选举后的政局和政客的讲演。
印度人需要魔法，它让世界简化，变成安全的地方。它弥补了印度人对世界的肤浅感知以及智识的失败——与其说是个体智识的失败，不如说它是一个被仪式和神话所主宰的封闭文明的缺陷。
头脑不被允许思考印度的种种问题，这是印度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
1971年，奈保尔抵达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里被称为“南半球的巴黎”，接待他的是乔万尼——博尔赫斯的翻译、秘书和“拐杖”。
这个国家富裕热闹，遍地黄金，而奈保尔的路费，是《纽约书评》主编借来给他的。他发现，这里不再是博尔赫斯赞颂的圣地——阿根廷已经沦为妓院。许多阿根廷人说，只有在可以离开的前提下，你才能住在阿根廷。
这个国家有球场或赛道上的大男子主义，也有简单打扮上的大男子主义：比如骑摩托车的警察，戴着墨镜和手套，在风驰电掣间和警笛声中挥着手，为官员的车辆开道。但大男子主义的实质其实是对女性的征服和羞辱，在这个贫瘠的社会里，这意味着简单的人让更简单的人成为牺牲品。阿根廷女性没有受过教育，也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她们被抚养长大，要么早婚，要么做家务。绝大多数女性没有钱，也没有挣钱的途径。她们注定要成为牺牲品。在一个被掠夺的理念彻底主宰的社会里，从最富的人到最穷的人，大男子主义者的吸引力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性的。大男子主义要求并且强制广大女性进行非职业的卖淫；这是一个自己朝着自己呕吐的社会。大男子主义已经被制度化；有一个庞大的性产业在为这个制度服务。到处都有妓院，日夜不息。在泛美公路沿线排列着硕大的新建筑，霓虹灯以及艳丽的观感已经道出了它们的用途。在市中心雷科莱塔国家公墓——埋葬杰出人物的地方——后面，有一条大街上到处是高级妓院。每个女学生都知道妓院；她从小就明白，也许有一天她必须到那里去找寻爱情，在彩灯和镜子中间。
1982年，奈保尔第一次来到科特迪瓦。他发现，非洲并不落后，它有现代都市，有高尔夫球场、游泳池、五星级酒店。
奈保尔从不吝啬于夸耀非洲的发展成就，直到他看到了两只鳄鱼——真正的非洲，只有在黑夜时才显现。科特迪瓦总统的鳄鱼，喂食时间是五点钟。一场公开展示王权的仪式就这样在总统宫那高大而单调的围墙外面上演。喂食员拎起了一只黑羽鸡的翅膀，在空中慢慢地上下摇晃着。鸡发出的惊恐叫声渐渐衰弱，脖子变得不听使唤，软软地耷拉下来。两只老鳄鱼像是早已习惯了这个仪式，在沙滩上凑到了一起，等待着。我听说，一个村民从铁栏杆边上跌进了湖里，被一只鳄鱼咬得血肉模糊，就像那只血肉模糊的黑羽鸡一样。这是意外吗？还是说，那人是被推下去的，被迫当了祭品？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人是自愿献祭的，他相信（也许是受到了胁迫）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村子从邪恶手中拯救出来。因此，这些鳄鱼并不只是供游客观赏的风景。它们身上带着法术与权力的气息。现代大都会和总统的恩泽属于白天的世界，属于建设和发展的世界。而喂鳄鱼的仪式则诉说着大地直接贯注给总统的权力，是夜晚世界的一部分，它在不断地消解着白天的现实。
1984年，奈保尔来到美国德州，参加达拉斯的共和党人大会。这是全新的经验，甚至在抵达之前，他都还不知道该怎么书写美国。
当身处在先进现代建筑中，他发现，这个保守派的大本营，和五年前在巴基斯坦看到的宗教集会并没太大区别：美国人被高科技的泡沫保护，却也无法逃离地狱之火。美国共和党大会的每一项议程都以祷告起头（在升国旗唱国歌之后），以祝福告终。每个场合邀请的都是不同的牧师。克里斯韦尔博士在为他的审判主题作铺垫，他谈到同性恋问题。他的语言很率直。他在讲台上走来走去，有时还会把脸转向身穿红色长袍的唱诗班。艾滋病，在共和党大会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以那样一种雷霆般的声音被说了出来！“当主来清理这人世，净化这人世时，这个人世间下面的大洞穴，所有的东西，都会化为可怕的火焰和愤怒……神将在世界终结之际到来。”一种美妙的宇宙观，神将在世界终结之际到来：这几乎不可想象。更难想象的是，会堂里的许多人将被以某种方式从宇宙的虚无当中拯救出来；任何人都有得救的机会。达拉斯的酒店、商店、住所和汽车里到处都有空调。大会中心更是如此，室内极其凉爽，比室外温度要低三十华氏度。然而在这个由高科技创造的城市里，克里斯韦尔博士在宣讲地狱的火。共和党人所信奉的原教旨主义已经超出了宗教范畴。它对整个世界进行简化，把许多不同类型的焦虑混合在一起：学校、毒品、种族、鸡奸、俄罗斯，这还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它给出的，最简单也最含混的解决方案是：美国主义。
以上旅途的内容，都来自一本新书《我们的普世文明》。
这本书是奈保尔生涯最佳非虚构的合集，记录了他在三十年间跨越亚非拉美四大洲的魔幻旅程——
他化身为一线记者，调查中美洲黑人革命公社谋杀案，潜入非洲丛林里的独裁国度，卷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肮脏战争，奔走于美国左右党派的选举现场。二十篇顶级纪实作品，每一篇都通往你未曾抵达的时空和场域。
在《我们的普世文明》中，奈保尔抵达世界所有角落，和独裁者同坐，与受辱者交谈，他敌视强权也警惕弱者，唯一的兴趣是书写眼中的真相。翻开这本书，就像和一位毒舌的大师同行，一路上有毫不留情的吐槽，有值得思考的灼见，有对第三世界的剖析，也有对帝国主义的鄙夷。《纽约书评》前主编伊恩·布鲁姆曾说，奈保尔的双眼能记录下一切细节，就像一个鳞翅目学专家研究蝴蝶。当蝴蝶挥动翅膀，可能会引起一场遥远的风暴。
2008年，在科特迪瓦，奈保尔看到上百万果蝠在城市上空飞翔。听说埃博拉病毒寄生在果蝠身上，当地人又乐于烹食果蝠，奈保尔写下了一句预言：“日暮时分阿比让天空中黑压压的蝙蝠不仅是非洲西部视觉艺术的一部分，而且还是等着扑向人间的一场可怕瘟疫。”那个1962年登上轮船的年轻人，也没想到这趟旅程会如此漫长，在接下来的人生里步履不停，从第三世界走到帝国中心，记录下风暴来临前的世界。而他一生走过的路，都总结为了这本书：《我们的普世文明》。（排版：Liko）
+1 助力